烂裤裆哲学：爱与性要怎么填满荒诞？
烂裤裆哲学：爱与性要怎么填满荒诞？
如果只靠爱就够了，事情就太简单了。爱的越深，荒诞就越牢固。
——加缪，《西西弗神话》
安娜·卡列尼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总是属于自己时，她已经拥有了一切：身份、地位、家庭、孩子。但她无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我是否真正拥有过自我？我是否爱情过？当安娜在火车站死前的最后一刻，她是否意识到自己步入了自己爱情的荒诞呢，像加缪同一篇文章的话——"因为大方的爱无一不给人以永恒的幻象"。她的爱情是历史条件的产物，还是安娜对自我存在的证明？既要又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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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艾石像
一：超验性的摩艾石像——爱与性能成为人类本质的精神存在吗？
说精神存在，尤其说爱情的精神存在，就探讨的方法论而言，我们就要避开神学浪费大量篇幅。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，人的精神认识就到了意义层面的深度，精神主体创造出来了，总需要回应，康德向人的意识发问，并创造性地指出：精神主体不是被动接受世界，而是主动构造经验，回到原本，在18世纪欧洲的科学运动以及思想启蒙中，成为人类精神存在的可以是尊严（康德：人具有的自主性和理性），人的尊严被拔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，从康德时代的自主，人是目的，到当代的人权，不可侵犯性，可见历史条件的确有对尊严表现形式的推动，但尊严所回应的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，这带来一定的启迪：人希望自己不仅存在，而且被承认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主体。以及尼采认为的创造价值，尽管似乎康德注重人类自由以理性为本源，尼采认为理性道德是限制生命的体系，但在精神存在的意义中，尼采与康德的确具有内在一致性，这也为我们探讨爱与性的精神存在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。
在《性爱的形而上学》中，叔本华核心在论证："人以为自己追求的是个人幸福，实际上是生命意志通过性欲推动个体完成种族延续。"，爱与性被叔本华解读为一种生命延续的意志，即使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中，他也以意志为世界的本质（这不代表将爱与性贬低到一个低级的行为与意识冲动，只是在揭示爱情事实上的悲剧）。尽管如此，但叔本华将爱情抽象为一个跨越历史的人，并去除了大多数可能的人类被社会环境赋予或者自己创造的能力；同时对生命作为人类爱情意识本源的过分彻底，他低估了爱情的精神意义的超越性，如果真的只有生命意志作为驱动，那么为什么爱情的形式从来在不断变化呢？
对于普罗大众，加缪的回答更能使人接受，就好像浪漫总是令人容易接受，世界的荒诞永存，意义不是预设的，但人类可以在知道未卜后仍然选择相信爱情，这是反抗，也是意识与现实不统一中爱情的升华。但我们也需要清晰地意识到，爱情不能消除荒诞，也不能拯救人，作为爱情的存在，爱情不是教会人类用羁绊的方式逃避荒诞，而是选择一个爱情的人对抗荒诞；人的尊严，人的存在意义，爱情作为反抗，作为对荒诞的间接反抗，本身就已经具有不需要人为赋予的尊严形式，也就是具有人精神存在的一部分。遗憾的是，如果你想在本文中找到：爱情与性就是人精神存在的真谛的最终极浪漫答案，那么你可能会无功而返，浪漫的表现形式不会那样狭隘的，至少在作者看来。
之所以说是一部分，是因为单一的本质精神存在本就不存在，爱情，道德，尊严，创造，都不能代表一个物质和精神上的人而活，费尔巴哈在1841年《基督教的本质》中表述：人的类本质就是爱(爱是对"我-你"关系的直接体验，是感性的、直接的、普遍的，是哲学的最高真理)，但马克思在1845年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里彻底清算了他："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。但是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"，即使，爱情不能作为本质的精神存在，它可以支撑，但不能取代一切，即使爱情崇高，普遍，直接，感性，具有人类本体意识，在臃肿的社会结构或者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都具有历史和精神地位，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，但根本上，他就是我们锚定的一种美好且正义的形式，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秉持来创造实践后果，它带来美好与对抗荒诞的方法与愉悦，但我们不能将它单一地看成形式的存在，而忽略其内在意义，费尔巴哈的观点既是去历史化，去社会化的表现，就是回到了抽象人本主义，也是将爱与性形式上赋予的超越实际意义的永恒——性的延续性，爱的崇高性，但都是人的自然需要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历史性表达，即使，他们不是绝对永恒的，他们随社会关系而变化，他们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生产关系服务，而不是脱离在历史之外的独立存在。
毕竟，我们承认爱与性对荒诞的作用，可以是填满，但不会是逃避，我们是在与一个人的感性联系中，创造一种实践性的意义性事物，也就是承认荒诞——但拒绝停留在对荒诞的纯粹意识中，或者是"对象性的活动"。"填满"这个动作本身就包含荒诞，我们要做的不至于上升到消除荒诞，爱与性只是让我们能充分意识到荒诞，而不是压抑它，首要的意识就是要摒弃对荒诞的偏见，也不用期待荒诞瞬间湮灭，而是在荒诞中选择爱情。至少不会是超验性的冲动，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的路途。如是说：爱与性既是又是。
二：不可见人：爱与性的正义性所在
羞耻，是人类基本情感的重要一环，人类在羞耻中受到精神的负面打击，也从此开始反思自我的正义性。是自然性，社会性，伦理性的交界处的信号。
落到爱情上，有生活经历的人都会不可避免靠近或拥有爱情，直面爱情无疑是一种人类可贵的能力，不只是因直面爱情而拥有爱情的可贵勇气，因为爱情不只是发生爱情对象之间，相关联的社会对象都是参与者，如落在社会目光之间的感情；黑格尔指出：人的自我意识需要他人承认，人亦是群居动物，需要获得社会支持，获得融入群体的权利，让-保罗·萨特的观点更复杂，他认为他人的目光带来异化，如他说："羞耻是我发现自己存在于他人的目光中。"，也是对自我再认识的过程，人类一旦要在渴望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去把握爱情，就要面临一定的羞耻，爱情需要人的承认，偏偏承认是社会性的，是需要在社会目光下的，羞耻，就是爱情中自我意识的再认识过程。
具体到爱情的行为，如暗恋，经验地说，暗恋往往是深刻的爱情所决定的，但也常常是普遍的，就好像每个人都拥有深深爱人的能力，但同时，暗恋是爱情中明哲保身的决定，表白，就是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目光之下，判决如何尚未可知，但正因如此，暗恋是需要勇气的不勇气之路，它是人类的可贵能力，是爱情的形式的发扬，并且需要克服一定社会公认的道德，无论是拒绝带来的挫败感，还是无疾而终的迷茫，坚持暗恋都需要对一个非正式爱人的完全信任，并且抱有一定准备，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尊严的强烈体现，它的华点就在于:不是因为成功才有价值，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，承认自己的爱情，不论怎样，它就已经符合康德式的道德，可以作为爱情的形式而存在。尽管如此，爱情不论何时何地都太需要普遍社会正义性的伴随来维持，但正义性是怎样的？
一个健全的社会，通过法律，道德习俗，教育，制度来约束正义，对于爱情，尤其重要的就是这样有约束效应的实际正义，爱情太依赖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，却又太被社会事实上的有约束性的事实正义所置于不利地位——可正义本身不是这样的：从单纯的正义性，正义本身就具有历史性，局限性，而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所有时期的公认准则，需要人类在不断发展中优化的，但我们总是深深感到，当代的社会事实正义离我们所理解的正义相差甚远，从康德的视角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本身就会将某些人降低为实现的手段，那么正义还真正正义吗？这一点很好解释：正义具有一种超越性，正义不能完全脱离历史，而需要在历史中接受批判，在历史中实现普及，社会存在不完全决定正义所在，正义具有现实存在性，但依旧需要被不断批判。正义不是机械的教条，而是意识的共同体。
事实正义对爱情的约束性超出预期，例如"婚姻应该由家庭决定"，在一定时期内，具有制度支持，道德支持，群体认可，可以是一种社会正义观，但当代人可能会问：个人主体性呢？再说到同性恋，同性恋更加受到社会正义性的批判，在以血缘延续和人口繁衍为重要目标的社会结构中，人类往往倾向于以生育功能评价亲密关系，从而忽视了非生育性情感关系本身的精神价值。如果单一关注生命延续性，是否就是将个人的尊严剥离而沦为生殖机器？尽管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，人类逐渐有条件从单一的生存逻辑中释放出来，从而重新发现爱情作为主体关系的价值；但如你所见，对同性恋的社会正义性并没有被完全取缔，这为作者带来了关于黑格尔"哲学是时代精神在思想中的把握"这句话的再理解：
纯真正义性在有实际约束性的社会正义性中普及，本质上是一种下放，这种下放在我们眼中显得缓慢而缺乏驱动，是在于我们相对于当下的社会生产方式（相对于未来落后）时的假象，纯粹意义的正义观念超出了社会能承载的范围，如马克思主义中"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"的问题，正义是对现实矛盾的反思。
人类在有限的时代中面对历史的局限，追求尚未完全实现的正义，本身就是对荒诞的反抗；爱情需要这种反抗，来延续爱情在人类情感意义中的重要地位，回答最初的问题：爱情的正义性由爱情的对象所决定，而不由社会正义性的局限所约束，从现实的此岸到理性的彼岸之间，人类在推进此岸，也在延展彼岸。
加缪的沉思
三：荒诞中的实践：知行合一在爱与性中的兼收并蓄
中国古代思想大家王阳明，提出的知行合一在当代的根本谬论就是不知道王阳明：真正的知，本身就包含行动。
我爱他，或许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但我真的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，我是否尊重他，我是否有责任的准备，我是否给予他拒绝的自由（在我的思想中），所谓"爱"是否成为我的"知"，正是我的"爱"是否脱离理想而为爱情对象服务，不包含行动的"知"，本身就是不知。正如康德所说的"人不能只是手段，必须作为目的被对待"，爱情不是娱乐的方式，而是实现理性个体之间联系与尊严的表现形式。每个进入爱情的人都不会完全理解爱情，完美成就爱情是很难存在的事，知行合一，是认知到爱情的复杂与局限后，仍然选择让自己的行为与承认的理性保持一致，承认自己无法离开爱情，就是真正对爱情的深入。
但这里有一点补述，王阳明的行，是道德行动，是把内在的道德化为具体的行为，他已经预设人心中有一个先天自足的道德本体（即使如此，王阳明也不能算柏拉图主义者），而马克思所说的实践，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劳动或斗争，人的本质在此种产生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，倘若"知"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，是特定关系的虚假意识，如果"行"，不就是在巩固自身阶级立场的精神产物吗？由此可见，锚定的正义与理性不总是能为实际的生产关系服务的，就像罗尔斯的正义，是超验的，预设的，也就是如一句幽默的话：罗尔斯不够罗尔斯。他们是有通性的。
真正要知行合一，反而是应该知行相辅相成的，在实践中修正知，以知服务实践，爱情需要这样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，爱一个人填满的荒诞只是超越实际的幻想，但爱没有错，是生产关系的局限，既然历史会评说一切，既然先验性总是更有把握，那么爱与性，就应该在保守中坚定自我意识，革命中修正自我意识，兼收并蓄，尽力而为是人在爱情中最能实现理性和尊严的方法。
但爱情首先是欲望性的，知行合一，就是要压制欲望吗？欲望和精神并没有高低之分，知行合一，是不要被欲望支配，而能承认欲望，承认欲望的存在性，再反省欲望，明确爱情的对象，再将欲望从冲动性地演化为持久的爱。
爱与性的存在性必要性都在一定的预设下有了良好的解释（预设是实现爱情可实践性的必要条件），但我们用爱情和性来填满荒诞，为他们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而超出了其实际意义能力，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吗？
加缪的乌托邦
四：攸关抉择：主动赋予还是被动承载？
在压抑性文明中，爱欲被压缩为性欲；解放不是回到原始状态，而是让爱欲重返劳动和生活的全部领域。
从不会是赋予，我们还会有能力赋予一件事物莫大的意义来娱乐吗？
回归到爱与性对荒诞的填充，我们会在对爱情与性的思考中陷入虚无：爱与性真的有承载人精神意义的莫大能力吗，在进入现代以后，资本主义曾推动历史向上。在经济上行的时代，荒诞被增长掩盖。一旦增速退潮，真相就浮出水面——从来没有任何实际事物在承载我们的意义。工作承载生存保障，社区承载社会服务，信仰也只承载其信徒虚妄的幻想，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中，我们很难在偌大社会中找到自我意识的承载，劳动被异化了，剩余价值不属于个人；除了在日复一日的荒诞中寻找小确幸，我们也更加渴望寻找比日常生活更大的事物——爱与性，它们被要求提供一种半永恒的，实际的精神意义，自我认同，并且能完美地融入对社会生活的参与，爱情是爱情，性是性，但如果把自我下放给他们，就能实现爱与性都为自我意识服务了，人与爱情和性，一个愿意将自己赋予，一个愿意将意义承载，宏观来看，爱与性的结果性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
传闻，叔本华曾热衷于性生活，患有梅毒，也是本文烂裤裆哲学的来源，尽管没有确切的事实依据，但人们都喜闻乐见的解释"一个厌恶爱情的哲学家，因为爱情带来的疾病而悲观。"，这符合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文学叙事，而说到加缪，他一生恋爱无数，在与玛丽亚·卡萨雷斯的关系中，加缪展现出一种复杂的忠诚观：他并未简单把忠诚等同于形式上的排他，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的联系。然而，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诚实也无法逃避一个伦理问题——个人真实是否能够成为伤害他人的辩护。
理论家不总是实践的成功者，他们在实际爱情与性中也与普通人无异，尤其对于他们，在已经承认看透了爱情本质之后，便更不能热情地去爱，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，我们要么看清楚爱情与性所在，要么直接远离爱与性呢？
要爱，并且应该清醒地理解爱的内涵不在于拯救，也不是被要求于拯救，而是与荒诞共存，更舒适的共存——这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生理性的天性共同决定的。这样说，是因为人类的低俗，自私，惰性都不能被完全避免，而需要转化，反省。
所以爱情不是为什么被推到这个位置，而是即便一切如此，仍然要选择行动，爱情从来不会万能，爱情与性都是形式，只有人才是本体。
所以，爱和性的地位，是结构的结果——经济结构到情感结构，是荒诞在当代的具体形态。荒诞不会消失，它需要一个容身之处。爱就是这个容身之处，不是因为它能解决荒诞，而是因为它是唯一剩下的那个。
被异化的爱仍然是爱。它们承载了不该由它们承载的重量，但正因如此，它们变得更加需要被认真对待。世界不会响应，所以只有你自己去爱一个人来回答。
参考文献
加缪：《西西弗神话》，沈志明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商务印书馆。
叔本华：《性爱的形而上学》，载《叔本华论说文集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康德：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》，苗力田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康德：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邓晓芒译，人民出版社。
黑格尔：《精神现象学》，贺麟、王玖兴译，商务印书馆。
马克思：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。
费尔巴哈：《基督教的本质》，荣震华译，商务印书馆。
萨特：《存在与虚无》，陈宣良等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。
加缪：《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——加缪散文集》，杜小真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罗尔斯：《正义论》，何怀宏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王阳明：《传习录》，中华书局。
马尔库塞：《爱欲与文明》，黄勇、薛民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
弗洛姆：《爱的艺术》，李健鸣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。